引言

教育兴国、人才强国是国家根本发展战略，中国的重新崛起和伟大复兴需要教育的振兴作为支撑。正在推进之中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如能真正落地和实现，对于中国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具有重要意义。在“双一流”建设中，尤其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我们需要注意平衡和处理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不能过于偏重前者，而忽视后者。自然科学重要，社会科学同样重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社会科学是为国家大政方针的走向提供理论基础的，比如，中国哪一个科学发明创造有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社会科学理论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大？因而，恰恰正是中国的社会科学更需要朝着国际化、现代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才能适应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要求。

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冠”。如果以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作为现代经济学诞生的标志的话，那么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历了240个年头。由于其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重要意义，在中国所有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经济学也是一枝独秀，自改革开放以来其研究与教学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过程。期间，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对于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例如，1980年圆明园经济计量讲习班、1985-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福特班、1995年北京大学CCER和1996年武汉大学IAS的特区式改革、2004年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体制内以海外院长实聘和大规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作为着力点的全方位经济学教育改革，以及随后其他高校纷纷跟进所呈现的经济学教育蓬勃发展等事件。

经由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高校的大量经济学人和同仁的努力，经济学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所有社会科学中最为国际化、现代化和规范化的学科之一，也是最有希望率先冲击世界一流的一个学科。根据一些国际公认的排名，国内一些高校的经济学和商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已经跻身全球前200强乃至前100强，或者入选ESI世界前1%，具有很大的潜力实现进一步的跨越。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框架下进行系统思考，许多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困难需要用发展中的经济理论加以指导，这其中蕴藏了大量的经济理论创新的机会，如能善加把握，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也可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具有一般意义的世界贡献。

接下来，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这个问题：一是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建设在“双一流”建设中的重要性如何？二是如何来推动中国的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建设？三是中国可以为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做出哪些贡献？

一、 建设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符合“双一流”战略导向 (一) 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紧迫性

当前，中国正处于重新崛起的历史性转折时期。经济与社会体制的变革及其驱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向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体制转型过程中，在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发展进程中，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在为国家提供智力支持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经济和商学人才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理性地辨析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后不难发现，中国要真正崛起成为经济政治强国和先进发达国家，就要像这些发达国家一样，以世界一流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作为支撑，并着力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参与国际交流合作和国际竞争能力的经济、金融、管理等方面的高层次创新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和以经济学为重要理论基础的商学教育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追量向求质”的稳步发展过程，为不断破解改革发展中的难题、提升国民创富能力以及指导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相当重要的理论依据和人力资本支撑。时至今日，经济学和商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发展速度最快、在校学生人数最多(约占总数的1/4)、生源质量最好的学科之一。然而，与这一地位极不相称的是，尽管学生素质一流，但由于课程体系落后，大多数教师的水平低下且没有受到正规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数量上已经十分庞大，但其质量却远远不能满足当前我国对高层次的经济、金融和其他商学人才的需求，且这一矛盾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进而导致大量学生舍近求远地出国去学习经济学和商学，以及众多学校和机构不得不大量引进海外博士人才。

这种局面如果得不到扭转，将无法培养出大量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能力的经济学和商学人才，也不利于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成熟和完善，进而有可能阻碍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众所周知，经济学教育的正负外部性都非常大。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现代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启蒙、发展、传播和应用，那么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将可能无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反之，如果(现代市场或西方)经济学理论被决策者误解和误用，那么其政策后果则可能是巨大的经济灾难。肇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负面例证。这迫切要求中国必须站在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充分重视和科学规划一流经济学学科建设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工作。

(二) 现代经济学科的重要作用

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也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的导向是“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对于贯彻落实这一建设导向，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现代经济学十分注重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来研究社会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强调“假设-推理-结论”三段式的内在逻辑分析，强调使用数学和数理模型作为基本的逻辑分析工具，强调以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具有很强的自然科学性、实证性和应用性。这也是“诺贝尔奖”后来要增设对经济科学的奖励的原因所在。

因此，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有很大不同，没有特别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也许是经济学能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并能够得到各界公认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许多人由于对现代经济学存在误解和偏见，就想当然地认为现代经济学只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从而认为其具有很大的意识形态性。从以上说明中可看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弄不好就会(并且也已经有迹象和苗头)对改革的方向造成很大的困惑。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论断那样，^①现代经济学主要是为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是研究市场制度的工具，从而不是区分社会性质的关键。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以市场化为导向这样的改革开放，要取得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这样的巨大成就是不可想象的，而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在市场化改革措施和政策制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引自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三) 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有其内在客观规律

同时，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有其一系列内在的客观规律，违背这些规律，就无法真正打造出“双一流”。其中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对于世界一流的定义和标准必须放置到国际同行中去认定，所研究的问题，包括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应该是国际同行所关注的问题。因此，打造中国的世界一流经济学科需要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进行评价，学科水平需要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而不能只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和得不到国际同行认可的自封一流，应该强调对于人类文明带有普遍意义的贡献，而不是一味地局限于国情和特色。也就是说，应该继续秉持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方针来推进“双一流”建设。

如前所述，经过近一二十年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国有一些高校的经济学科由于开展国际化教育科研改革较早，已经在国际公认与通行的学科和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据一定的有利地位，具备了冲击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潜力和基础。比如，笔者所在的上海财经大学求真务实，通过对接国际先进学术标准、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知识贡献水平的全方位经济学教育教学改革，就具备了这样的潜力和基础，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的确如此，根据荷兰蒂尔堡大学按照30多种国际顶尖和国际著名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的“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显示，全球经济学研究2012-2015年(这也是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时间段)按照国际顶尖和重要著名的30多种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数最新排名，其经济学科已位居世界第54位、亚洲第2位、大中华区第1位，如按照最新单年排名则更为靠前，2015年的世界排名是第31位；按照QS世界大学排名，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学科跻身世界前151-200名；按照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和商学学科也跻身世界前151-200名。

二、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经济学科面临的难点及其突破 (一) 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面临的难点

中国要从大国成为强国，并在制度和人才的竞争中赢得主动权，需要以制度创新在世界范围内吸引、凝聚及培养大量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人才，尤其是高层次创新人才。中国建设世界一流经济学科，面临哪些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呢？其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学科建设同样面临着以下问题：一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二是“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三是“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没有办出让学生、家长及社会满意的经济学教育。当然，问题还有很多，但这些是主要问题或问题的主要方面，也是制约国内一些经济学科冲击世界一流的关键“瓶颈”因素，亟待突破。

(二) 打造世界一流中国经济学科应着力的三个方面

那么，如何破解中国建设世界一流经济学科面临的这些难点呢？笔者认为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1.分类厘清学术评价标准，确立学术共同体的主体地位

从学术评价导向体系的改革着手，在经济学的学科评估和项目评审中，各个学校或学科对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和服务国家急需两类导向实行分类申报和分类评价，通过努力都有可能被评为一流，但两者的目标有所区别：一个是世界学科建设的一流，另外一个是服务于国家急需的一流。因此都需从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但这两类评价的标准应该且必须是不一样的。如果旨在打造世界一流学科，就应该基本按照国际同行标准进行评价，而不是其他或将两者混为一谈。从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填报的申请表格来看，现有的经济学科的评价指标体系，对经济研究的应用性和国家急需强调得还比较多，而对经济学科本身的发展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度基本上未被纳入到评价体系中，对世界一流的研究强调得还较少，且参与评价的权重过小。笔者认为，这样的标准并不是评价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标准，而至多是服务国家急需一流的评价标准，如前所述，它们是不同的评价标准。之所以指出这点，并不是要让两者相互否定，而是强调两者应是并行的和同等重要的。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日益重要，中国经济问题也就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但是，如果中国大学缺乏对世界共性与学科共性的经济理论、研究工具及方法的原创性研究和创新性贡献，那么怎能建成国际学术界和社会认可的世界一流经济学科？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将行政配置资源(如行政拨款)与行政性主导评价和排名相挂钩，混淆两者的差异，会导致厚此薄彼、顾此失彼，将使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实际建设受阻，弄得不好，打造世界一流学科及世界一流大学只存在于文件和口号中，而不能得到真正的执行与落实。事实上，这种将高等教育的行政拨款等资源和行政性主导评价与学科评估排名相挂钩会导致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为了拿资源，争排名，急功近利，做形象工程。一些顶尖大学凭着品牌效应和国家拨款带来的雄厚资源，不是尽力去海外国际市场上引进高层次创新性人才，而是从其他兄弟院校挖海外引进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而一些地方高校则通过地方政府的大力财政支持，更是搞恶性竞争，以高出市场几倍的价格，挖其他学校的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国家“杰青”。上海财经大学就有多位海归教师被国内顶尖大学和地方大学以这样的方式“引走”了，使得师资队伍稳定和发展受到较大损害。

在目前给定的教育科研管理体制下，政府是出资方，大学是受资方，无论由哪一方来主持评价，都可能有失公允，这就更应该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评价，并基于此进行财政性教育资源的配置。从长远来看，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道在于：学术评价不应由政府来主导实施，而应基于学术共同体自治和社会评价体系的多元化教育科研评价体系，让学术市场和社会的独立评价体系发挥主体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促进学术评价的开放性、竞争性和客观性。因此，我们应确立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评价中的主体地位，并建立公开、开放、可吐故纳新和有国际水准的专家库，以此杜绝学术评审中的不端行为。

现有的学科评价体系中，国家项目和资深专家教授占了较大权重，而这些资深专家教授基本上都是属于各个知名大学的，就会“屁股决定脑袋”地为各自的大学说话，特别是在学科声誉等主观印象分占一定比重和其他客观硬性指标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学校是否有评委参与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排名，从而造成了评价的不科学性和不公平性。因而，在学科的评价中，应该按照国际惯例，校内的学科评价主要应由校外同行评价，校际间的学科评价则主要应由国际同行进行评价。比如，对学科、项目和人才的评比，应参照“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海外评审专家库的做法，加大力度和加快速度引入海外学者(包括港台地区的学者)参与同行评议并建设海外评审专家库，以消除国内过去因学派不同、观点差异、与被评审人的关系亲疏或者从本位利益出发交换选票等原因而产生的评审公正性问题，让“良币驱逐劣币”，形成基于国际先进学术标准的良性评价体系，从而推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同步走向国际前沿。自然科学领域可能在这方面相对好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做得还十分不够。

2.对接国际先进学术标准，提升对学科发展和理论创新的贡献

以提升经济学学术原创性研究水平为切入点，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规范化、科学化、严谨化和本土化，在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过程中提升对经济学本身发展和理论创新的贡献。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2005年曾提出“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这一论断之所以在当时引起海内外众多学子的共鸣，其主要依据的标准也就是中国经济学家对学科发展本身做出的世界公认的学术贡献。尽管这一说法极端，但说出了当时的基本现状。国外非常重视一个教授的理论创新贡献，即使是格林斯潘、萨默斯、斯蒂格利茨等曾担任过美国财经界或世界银行高官的经济学家回到大学，也不一定会对大学的经济学科排名增加任何影响。即使是国家急需的东西，只要不是原创性的发明，如跟着别国制造大飞机或载人飞船上了天，对一个学科的评价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例子再次说明了打造世界一流和服务国家急需是两类不同的评价标准，应分类进行评价。

评定世界一流经济学科，最关键的量化指标就是在公认的经济学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数及其引用率，这个相对客观的指标代表了一个大学、学科的知识贡献水平，是国际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评议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际性的大学排名、学科排名，将原创性论文发表的数量、质量和影响作为重要指标的原因。并且，它能起到“导火索”和“触发器”的作用，触发几乎所有其他方面的变革和发展，如一流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体制、科研管理体制等。关键指标的导向作用非常重要，就像地方上的书记和市长们，中央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他们评价的最主要指标是发展(GDP)和稳定(维稳)。因此，这些官员都会想尽办法把GDP搞上去，改善投资环境以引人才、引项目。

而且，作为研究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的现代经济学，意识形态和国别属性不是很强，可以作为提升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水平的突破口，在引入国际同行评议制度、参照国际先进学术标准建设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当然，如果扩展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来看，其内部也有不同的学科属性，有一些学科如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有一些学科如国学的中国国别属性也十分突出。这些学科也许不适宜过度朝向国际标准靠拢，不适宜大规模引入国际同行评议制度。不过，这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此处不再赘述。

3.打造世界一流师资队伍，提高人才队伍的总体素质

以世界眼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顶尖、领军、杰出和高层次优秀经济学人才，同时加强营造接轨国际的经济学学术环境，让人才在国内的环境下同样能够做出世界级的成果。打造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最重要的三个必要条件是：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和一流的课程设置。其中，一流的师资最为关键，能够吸引一流的学生，开设一流的课程。在国际上，衡量一个学科是否是一流的，有两个核心指标：一是该学科成员在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引用率情况，这是检测其理论创新贡献度和影响力的客观指标；二是该学科所汇聚的本领域内公认的有影响力、有重大理论创新、对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世界知名学者的数量。以经济学为例，这些世界知名学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获得者、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等。这两项标准在国际学术同行中基本上都是公共信息，因而不需要专家认定和政府部门评价，更不会将政府部门对学科的评价和排名与政府拨款挂钩。

(三) 凝聚高层次人才的“28字战略方针”

对于海外拔尖、领军和高层次人才，在当前应采用“以用为本、注重绩效、高端引领、批量跟进、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流得动”的人才引进战略方针。这8句话环环相扣，相互作用，具有非常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关系。

为什么要强调“以用为本、注重绩效”？全职全时引进世界顶尖或拔尖领军人才彻底回国服务，都有一个逐步或渐进的过程，一下子让一个顶尖、拔尖人才义无反顾地举家回国，基本上不太可能，即使有可能，也只是对于极少数人、极少数大学(如国内顶尖985高校)而言是可能的，但是对大多数海外顶尖和领军人才及国内普通高校而言不现实。否则，如果坚持全职全时不放松，其必然后果就是只能引进极少数世界顶尖或拔尖人才，只能退而求其次，引进的多半只是中等人才，其结果是延缓了国家发展战略的尽早实现。这样，以一个学术领军型人才待在国内、学校的时间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准，而不是以是否真正付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为尽职的判断依据，会大大地限制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使用。上海财经大学通过非全时海外院长实聘制度先后引进了9位国际著名华人学者以及海外特聘教授制度柔性引进了数十位任职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资深学者，进入优势学科所在的体制内院系实行对接国际先进学术标准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教育改革和学科建设，其中很多领军人物每天投入在为上海财经大学引进海外人才、规划学科发展、进行学术导航、谋划改革方案等方面的时间达到8-10小时，带来了从外延扩展向内涵建设的大学发展方式的转变，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

为什么强调“高端引领、批量跟进”？因为只有顶尖、拔尖的高水平领军人物的“蜂王作用”式高端引领，才可以以超常规的方法在全球范围内遴选卓越人才，做到批量跟进，有规模地引进中青年高水平人才，发挥规模效应，提高研究和师资的整体水平，从而领导一个学校、一个学院、一个学科和一个实验室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现向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乃至超越，成为世界一流。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就是采用这样的引人战略，引进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在海外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师资达到66%。

“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是指创造一些条件或环境，使得高水平人才愿意来、愿意留下来并成长为卓越人才。只有高水平的领军人物，才能够引进高水平的人，引得进人，引得进好的、高水平的人。除此之外，尽管有高层次团队的引领，用人单位还须承诺给引进来的人才提供诸如下面的条件：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住房补贴和科研经费支持；独立的办公空间等硬件支持；有利于“优胜劣汰”的人事管理制度(如Tenure Track，即常任轨制度)；提供同国际标准接轨的评价和考核体系以及基于绩效的奖惩制度和“留得住”的Counter Offer(还盘、还价)制度。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强调“流得动”？因为要真正实现“引得进”“批量跟进”“留得住”，还需“流得动”，它也是Tenure Track制度的核心。资金是有限的，即使资金充足，但教师、科研岗位也是有限的，从而每个单位、每个学校的教师或研究人员的名额和编制都是有限的。如果不能形成动态平衡，原有的再加上引进的人无论好坏，所有人都沉淀下来，结果就是无法引进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更无法激励教师做世界一流的研究。因此，只有“流得动”作为前提，才能更好更多地“引得进”，不断优化师资，补充人才的流失和人员的淘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是国内唯一严格执行六年“非升即走”的经济管理院系。当然，经济学院的改革不仅仅是引进一些海归那么简单，其改革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高起点的经济学教育科研改革系统工程，通过以下六个方面的举措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的改革、发展、稳定、创新的良性互动推进关系，从而确保了队伍的活力和质量：一是创新人才开发机制，打造一流师资队伍；二是创新人才管理机制，实行双轨人事管理；三是创新科研体制机制，强化高端学术研究；四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五是狠抓教风学风建设，强化论文质量管理；六是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提高行政服务效能。

(四) 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学术环境

当然，人才不仅要靠引进，还要靠培养。经济学人才的培养，最重要的不是仪器设备，而是一个国际化的、能够滋养学术成长的研究环境。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系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国际化、高频次、多层次、定期化的学术交流活动。这些经济学系一般只是由一些组织比较松散的“领域”(field)组成，如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产业组织与拍卖、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卫生经济学、公共财政和国际贸易等。通常每一个领域每周有一次研讨会(Workshop或Seminar)，形成系列化的学术研讨交流体系，请校内外的教授讲论文。上海财经大学理论经济学科之所以能吸引大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加盟经济学院，具有这样的国际化学术交流活动是一个很重要的必要条件，在过去的10年中，就举行了700多场每周定期召开的Seminar研讨会。

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科建设之所以取得了令国内外瞩目的卓越成效，就是较好地解决了前面提及的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列出的三大问题。自2004年以来，依托国内首创、首批“国家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经济学创新平台”，经济学院作为改革的试验田，围绕“打造一流师资、加强学术研究、深化教学改革、狠抓学风教风、强化教师考核、规范行政管理”等六大核心工作，全面实施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体制内经济学教育科研改革系统工程，求真务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

三、 中国可以为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做出哪些新贡献

当今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家之间的竞争说穿了就是资源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制度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包括学术话语权。中国经济由于持续快速发展及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已经在经济话语权的竞争中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在经济学的学术话语权竞争方面还比较落后，亟待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并且，随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如果没有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学理支撑，中国不可能正确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

(一) 科学经济分析的三个维度

现代经济学主要以个体(无论是国家层面、企业层面、单位或个人层面)通常逐利为基本出发点，通过引入与采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并运用数学分析工具——先对现实进行历史和实证的观察，通过严谨的内在逻辑分析上升到理论，然后再回到现实中去进行观察和检验——来系统地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这种系统探究，既涉及经济理论的形式，也为经济数据的考察提供了分析工具。由于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不能轻易拿现实社会做实验，否则代价太大，因而既需要有内在逻辑推断的理论分析，同时也需要有历史的大视野、大视角来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分析，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且还需要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量化分析或检验。总之，理论、历史和统计的三维度分析缺一不可。按照笔者的理解和解读，这就是为什么熊彼特认为一个经济“科学”家与一般经济学家的差别在于进行经济分析时是否采用了三要素：第一，理论，要有内在逻辑分析；第二，历史，要有历史视野的分析；第三，统计，要有数据，有实证的分析。^①

①熊彼特在1949年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所作题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就职演说中，曾指出：“科学是指经过专门技术加工过的知识。经济分析，亦即科学的经济学，包括了历史、统计和经济理论等技术。”参见Hausman D M：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二) 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两个分类

同时，现代经济学理论可划分为两类，且这两类理论都异常重要，缺一不可，是一种递进的相辅相成关系，都可用来得出具有内在逻辑的结论和进行预测。^②其中，第一类理论是提供基准点或参照系的、远离现实的基准经济理论，这类理论主要是以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环境作为理论背景的，提供的是在相对理想状态下的基础理论。不要小看甚至误解或否认这种基准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它至少有两个重要性：一是，尽管这些理论结果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但是它提供了改进的方向和目标，可以促进现实向理想状态不断逼近，也就是所谓的在现实中做任何事情，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因此，基准理论为判断是否更好、方向是否正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标准，否则会导致南辕北辙。为此，我们能说基准理论不重要，以致否定它的至关重要性吗？二是，它也为发展出更为接近现实的另外一类理论奠定了必要基础，否则无从发展出来。就像物理学和工程学一样，首先需要发展出像牛顿三大定律那样的无摩擦、无阻力的理性状态下的基本定律、定理，然后据此修正，发展出更为现实的物理定律、定理之类的理论。现代经济学之所以能“一日千里”，发展迅速，没有这些理想状态下的经济理论作为基准点和参照系是不可想象的。

②相关讨论亦可参见田国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与创新路径》，《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上)》，《学术月刊》，2016年第7期。

中国要改革与转型，就一定要有目标，有目标就一定要有改革取向的基准点和参照系。的确如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探讨、理性思考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改革的走向及其所要实现的目标是首先要明确的，由此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基本制度才是根本的、关键的和决定性的。如果关系到国家的走向和长治久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没有确定，再好的经济理论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说不定还适得其反。因此，在改革的走向和目标都不明确的情况下，不要将经济理论的作用想象得无限大，也不要期望经济理论能解决关键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经济学没有“放之四海皆准”以及适合所有发展阶段的最好的经济理论，只有最适合某种制度环境前提的经济理论。

既然中国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将新古典，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等第一类经济理论所论证市场最优经济环境作为基准点，将竞争市场作为参照系，进行这样取向的改革就非常自然和必要了，从而就会不断地得到好之又好的改进结果。当然，由于许多基准理论提供的是在理想状态下的基础理论，尽管有指引改进或改革取向的“明道”作用，但和现实相差较远，不一定能照搬用来解决具体现实问题。也就是说，目标不等于过程，一个真正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从来不会简单地将第一类经济理论套用到中国情境中。当然，现实中不乏这样昏庸的经济学家，这就使得一些人不加辨别，甚至上纲上线地以所谓全盘西化等扣帽子的方式，来批驳那些对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目标坚定不移的市场改革派学者，认为是在照搬西方主流理论，不会分析过渡动态而只看长期稳态，只看发达国家而不看发展中国家，忽视了特定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是在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这其实是树错了靶子，甚至是空树靶子，射错了箭。有人反问和回答得好：“到底谁要求中国按照西方主流教科书改革发展了？到底谁说中国不要考虑初始条件和发展阶段了？中国改革发展理论现在的撕裂，根本不是要不要考虑国情与阶段的问题，而是改革目标是不是真正的法治的市场经济问题。被诬指为照搬派的大多数人仅仅是因为他们坚持经典教科书的目标体制而已。阶段派、特色派最大的误区是回避目标体制特别是达成目标体制的路线图与时间表，甚至用发展取消改革，从而破坏了知识界推动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合力，客观上赞助了既得利益集团将过渡状态永久化的阴暗努力。”

第二类理论则主要是旨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理论，其前提假设更为接近现实，是对基准理论的修正，从具体功能来看，它又可以划分为两种：一是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分析框架、方法和工具，如微观经济学中的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拍卖理论和匹配理论等；二是针对现实问题给出具体政策建议，如宏观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和理性预期理论等。

这样，由这两类理论组成的现代经济学是一个具有极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处于动态发展中的学科，已远远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阶段，而中国的经济实践更可为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丰富的现实土壤。在笔者看来，只要采用严谨的内在逻辑分析(不见得是数学模型)，并且采用理性假设(包括有限理性假设)，这样的研究就属于现代经济学的范畴。它不仅包括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边际分析经济学和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这样的基准理论，也包括许多更为现实的经济学理论。比如，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和赫维茨所开创的机制设计理论都对新古典理论进行了革命性的发展。新古典理论将制度作为给定的，而诺斯和赫维茨却将制度内生化，视作为可变化、可塑造、可设计的，制定出符合客观环境的各种制度安排，从而它们都成为现代经济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比如，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鉴了第二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工具，但是同样也存在着需要避免泛用的警示。

由于第二类理论旨在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分析框架、方法和工具以及给出具体政策建议，应用起来必须特别小心。由于大多数这样的理论是基于一个成熟的现代市场制度而提出来的，因此简单的套用都是大有问题的。因此所制定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的适用范围和边界条件在采用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看是否大致合乎中国现实情况。但许多经济学家和部门没有认识到这个重要性，一味地照搬教科书中的理论直接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现在这样简单套用、泛用和误用经济学理论及其经济政策现象严重，比比皆是。比如，现在有人认为依靠政府来推动中国的“工业革命”就可解决问题，更多人呼吁采用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可解决当前的经济下滑趋势。这些观点都以为不用重视长期治理的市场化改革，就可以快速实现工业化，就能扭转经济增长持续大幅下滑的困境。这可能吗？又如，许多学者以发展阶段论论证中国还需要经济增长优先，而忽视收入分配和环境保护等，乃至以发达国家历史上由于认识不足和法律缺失而形成的“先污染、后治理”来为中国的环境污染进行合理性辩护，不顾现今的国际国内法律约束。这会将中国引向何处？

再如，有学者认为文化上的比较优势是中国经济比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增长得更快的原因。那么，这种观点如何解释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的停歇不前呢？为什么不按照实验物理学的基本方法论来谈差异因素？不从多重因素和综合治理因素的“水桶效应”来解释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增长呢？客观而言，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当然，由于只是遵循了发展的逻辑，没有注重治理的逻辑，导致问题很多、很严重)，就是基本上放弃了计划经济，实行了松绑放权的改革，也就是政府的干预大幅度地减少，民营经济大发展而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再加上文化等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取得的。

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包括一些从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家自以为是地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经济学中的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的某一点知识，就想给出需要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多方面综合治理才能解决的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建议，这样给出的建议可能短期有效，但中长期副作用可能更大。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学者常常以过渡性体制机制安排作为参照，而回避终极性目标体制(如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忽略达成目标体制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甚至用产业政策消解制度改革，用局部改进代替综合治理，从而破坏了思想界和学术界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合力，客观上对既得利益集团将过渡状态终极化起到了助力作用。因此，这种短期、局部的制度安排即使有一定作用，但从长远和动态来看，弄得不好会造成很大甚至不可估量的负面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依然任重道远，但是创新和发展不是靠推倒重来和全盘否定，而应该是基于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上的边际创新或组合创新，技术和应用创新往往就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石上对现有技术的重新组合和推广，就像不同的中药组合形成新的药方一样。有生命力的经济学理论一定是基于前人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经过比较、拓展以及基于经济现实的检验和修正而发展起来的。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各国历史、文化、思想等在各自国家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三) 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研究发展在三个方面的可能创新

具体而言，中国经济学家至少可从三个方面对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做出新的贡献。

一是通过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充分挖掘和现代阐释，为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补上中国篇章。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经繁荣而富有光辉成就，这些古代经济学思想异常深邃，许多现代经济学所论及的思想，我们先哲们早已论述到，这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而且也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些先行思想要素。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古今中外的语言隔阂、中国经济学学术发育的迟滞和话语体系的不兼容，再加上传统经济思想主要是经验总结，没有形成严格的科学体系，没有给出结论成立的范围或边界条件，没有建立严格的内在逻辑分析，因此很少被外人所知，国际上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认知总体上还非常片面。实际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其合理内核和积极要素值得进一步挖掘。^①

①相关讨论参见程霖、陈旭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价值》，《文汇报》2016年2月26日。

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理念，完全是从西方灌输过来的，是西化。其实不然，早在上古时期的中华文化中，中国就有许多思想家崇尚朴素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信奉价格由市场决定，包含了许多市场经济的理念，给出了许多激励相容的辩证治国方略，总结得异常深刻。现代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基本思想、核心假设及基本结论，如个体自利性假设、经济自由、“看不见的手”的无为而治、社会分工、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发展与稳定的内在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古代先哲们差不多都论及到了。如早在三千多年前，姜太公姜尚就认为，“避祸趁利”是人之天生本性，“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从而说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六韬·文韬·文师》)的以民为本的民富国定、民富国强的辩证统一思想和治国的根本规律，给出了政府要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的根本治国方略，达到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的激励相容的结果。这类例子还有很多。

准确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基本特点、理论贡献与国际影响，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有助于跳出单向度的“复制”“借鉴”“国际接轨”的经济学知识引进和学科发展路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助于从经济思想的角度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实践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因此，基于国际学术规范和语言表达习惯的中西合璧的研究和译著，对于提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西方国家传播的有效性无疑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中国经济史学界已有不少这样的尝试，通过与国际知名学者的学术合作来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走向国际。如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王昉副教授与Terry Peach合作主编的英文版论文集“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梳理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和特征，深入阐述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历史发展规律、价值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由国际知名的Routledge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又如，北京大学张亚光副教授与Guo Fan和John Whaley合作撰写的NBER工作论文“Economic Cycles in Ancient China”，基于农业数据与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了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的经济周期。

二是以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推动经济学学科本身的发展。尤其是要推动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目前，中国很多经济学研究还停留在对策应用研究或对经济政策的解释上，纯理论、公理性理论方面的贡献严重不足，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短板和遗憾。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科学理论的进步。那些基础性的、原创性的以及具有共性的经济学理论和工具方法的研究和创新，没有国界，具有一般性，其重要作用在于它们中的一些理论，如消费者选择理论、厂商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等，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基准点和参照系；而另外一些理论，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等，则为研究更现实的问题提供了一般分析框架。

实际上，中国高校由于过去10年来大规模地引进经过系统的、严格的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目前已集聚了相当一批这样的经济学者，他们所做的是具有非常一般性的、没有很多国别色彩的纯经济理论研究，尤其是旨在解决现实市场失灵的所谓的市场设计(即拍卖和匹配)的理论与实验研究这个领域，已经涌现了大量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上海财经大学目前正与兄弟高校积极筹划，力争围绕该领域形成经济学科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与那些“短平快”的研究相比，这些基础经济理论研究往往需要坐“冷板凳”许多年才能出成果。但是，这些成果由于其前沿性，常常能够发表于国际顶尖和一流的经济学期刊，并且其中一些成果已具有相当高的被引数，为国际学术共同体所接纳和认可。

需要指出的是，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论研究通常需要借助大量的数学分析工具，这招致一个常见的批评就是现代经济学太注重细节，越来越数学化、统计化、模型化，使问题更加晦涩难懂，由此批评现代经济学的严谨性和数学性。为什么现代经济学要用这么多的数学和统计？就是为了严谨性和实证的量化性，给出其边界条件和适用范围，正如前所述，研究经济社会问题和给出经济政策不能轻易拿现实社会做实验，否则代价太大，因而需要严谨的内在逻辑推断的理论分析。尽管领导决策层和一般民众不需要了解理论严谨分析的细节或前提条件，但对于提出政策建议的经济学家必须要了解。这是因为，经济学理论一旦被采用就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如不考虑前提条件就盲目运用，会带来很大问题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因而需要借用数学来严格地界定其边界条件。同时，一个理论的应用或政策的制定也往往需要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量化分析或检验。再加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轻易拿社会做实验，因而需要有历史的大视野、大视角来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

因此，一个经济结论的产生一般需经过三个阶段，即初始的非数学语言阶段、数学语言阶段和升华的非数学语言阶段。第一阶段提出经济观念、想法或猜想，这些观念、想法或猜想可能由经济直觉产生或根据历史经验或外部经验而来。由于它们还没有经过理论论证，不知道其适用范围，人们可将它们类比为一般生产中的初等品。即使如此，这一阶段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理论研究和创新的来源。第二阶段需要验证第一阶段所提出来的经济想法或论断是否成立。这种验证需要经济学家通过经济模型和分析工具给出严格的证明，如有可能，还需要得到实际经验数据的检验。这一阶段所得出的结论和论断往往都是由数学语言或专家术语来表达的，非专业的人士不见得能理解，从而不能为社会大众、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所采用。因此，将这些由技术性较强的语言所表达的结论和论断类比为一般生产中的中间产品。第三阶段就是将第二阶段那些由技术语言所表达的结论和论断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并使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深远意义及其具有洞察力的论断通俗易懂，从而为现实经济社会服务，这些才是经济学的最终产品。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都是用通俗、非技术、非数学的语言来给出经济想法和结论，但第三阶段是第一阶段的一种飞跃和升华。这种三阶段式——由通俗语言阶段到技术语言阶段然后再回到通俗语言阶段——其实也是大多数学科所采用的研究方式。

三是基于中国经济的改革深化和转型发展，提炼升华具有理论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为现代经济学注入中国元素。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就是其内在逻辑体系，经济学者在此体系下就一定约束条件下如何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给出可行的和可操作的方案，同时在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和提炼的过程中，寻找一般意义和普适价值，进而又上升到理论层面。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实现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经验，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改革的各种理论，包括如何成功变革和避免失败以便中国能长治久安的综合治理的中国改革理论。^①

①如田国强、陈旭东：《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当然，由于2007年以来的这一轮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也触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理论的众多争论和所谓的反思，提出了诸如新结构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新养老经济学等许多新的经济学理论学说。其中，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教授通过其对传统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的反思而提出的，它给出了一个明显融入中国经验色彩和所谓后发优势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②框架分为六步：第一，挑选参照国，参照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应与本国相似，但人均收入比本国高出1-2倍，甚至3倍；第二，选择目标产业，找到支撑参照国有过20年以上连续快速增长的曾经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第三，降低交易成本，如国内企业在这些可贸易行业已很活跃，就找出产业升级和新企业进入的瓶颈与限制，并采取措施消除它们；第四，扶持全新产业，找到国内企业已获成功的新行业，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包括软硬件基础设施)来降低交易费用，扶持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第五，在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较差的地方，将活动集聚在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第六，向先行企业提供有限制的激励，进行外部性补偿。

②参见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应该说，这一经济学探索已具有一定的理论雏形和可操作性，且没有照搬国外现有的第二类经济理论，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但不难发现，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和发展框架主要是基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而提出的，而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在世界上很难找到长远成功的先例。要真正成功实施，需要解决看似容易而其实难以做到的一些前置条件：首先，政府需要有能力去鉴别自己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什么，继而决定去推动哪些产业部门的发展。问题是政府能做到么？这种政府推动、一拥而上的产业导向是资源配置有效的吗？其次，与前一点相交织的问题是，由于信息和激励的问题，政府官员能否发挥其在具体产业方向选择和协调中的作用以及是否会超出自己的能力行事？恐怕答案也基本上是否定的。除非政府官员有很高的市场敏感性，或本身就高度嵌入市场发展中，否则他们可能会由于缺乏足够的必要信息和动力而难以做出明智的产业发展抉择。这样就会有向任用亲信和腐败方向发展的倾向。前些年国内高铁建设的发展和政府主导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这一点。对于那些最贫穷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在笔者看来，许多所谓新的经济学说并非对既有发展经济学及其他成熟经济理论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范式转换，其提出的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一方面还缺乏实证研究的检验和支持，另一方面往往流于过渡性而缺乏终极和普遍意义，更是缺乏像基准理论那样强调改革方向和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向感。笔者认为，既能让中国改革成功，又能最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让国家长治久安的研究方法和解决之道的经济理论应是那些将指导改革方向和指明发展目标的基准理论与充分考虑国情而又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新的经济理论，并以此给出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也就是说，这样的理论，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既要有内在逻辑推断的理论分析，同时也需要有历史的大视野、大视角来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分析，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且还需要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量化分析或检验。总之，理论、历史和统计的三维度分析缺一不可。

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来研究与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尝试是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系列报告。此系列报告注重此三个维度的结合，力求体现三大特点：一是聚焦中国宏观经济中面临的重大热点、难点问题; 二是基于扎实的数据采集整理进行严谨的计量经济分析；三是给出短期政策与对策和针对某个方面或领域给出中长期治理建议，实现短期对策与中长期治理互动互补的有机结合。课题组采取了国际前沿、国内较为独特的基于准结构模型的情境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es)和政策模拟(policy simulations)方法，在充分收集统计数据与经济信息和进行科学鉴别校正的基础上，对中国宏观经济最新形势进行严谨的分析，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客观的预测，并提供各种短期对策的情景模拟分析，从而既给出短期的政策应对，同时也给出中长期的改革方向和治理方法。笔者和陈旭东所合著的《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也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总之，任何成熟经济理论的提炼，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经济理论要具备指导意义，就必须要经过反复不断的检验，才能成为可以具有解释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还是要有这样的理论雄心，以理论求真、实践务实的态度推动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

*感谢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财经大学)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