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正式推出了“知识银行”战略。概而言之，“知识银行”战略主要是通过一系列途径来提高知识服务部门及其业务的战略地位，促进“经济发展知识”的创造、分享、传播和实施，最终达到世界银行自身长期发展的战略性目标。20年来，虽然经历了数任行长的更迭，但“知识银行”战略作为世界银行的核心战略之一延续至今，并且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仍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动。

研究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中国成立“亚投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之于世界，不仅需要有自身的经济贡献，更应该有自身的文化（或知识）贡献；而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为中国未来的文化“软实力”提升提供了一个思路。另一方面，“知识银行”战略正式推出之后，世界银行与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热点难点问题等方面的合作力度不断加大。比如，2012年世界银行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一个现代、和谐、创新和高收入的社会》，不但研究了“改革什么”的问题，而且还就“如何改革”提出了系统的政策建议和行动框架。而且“知识银行”战略的很多项目是和中国的官方智囊机构合作完成的，必然会对中国的决策层和改革进程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对世界银行“知识银行”战略的来龙去脉、机制实质等的深入研究。

从现有文献来看，虽然国外有一些文献对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的相关方面进行了分析，但基本上是一些枝节性质的讨论。比如，Stiglitz（1999）从全球公共产品的角度论述了知识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国际上开展知识合作的意义；Plehwe（2007）和Enns（2014）讨论了为什么世界银行在知识的供应上会偏爱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Kramarz和Momani（2013）分析了世界银行作为知识供应者的合法性问题。但是，这些文献缺乏一个系统性的综合框架，这不利于我们全面和深入地把握“知识银行”战略。而国内则还没有文献对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进行探讨，

这就使得我们对这一可能影响中国经济学学科发展和中国未来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的重大因素，得不到应有的了解和分析。 本文主要从经济史的视角，试图对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的推出背景、历程、机制、影响、实质以及对于中国的启示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探讨。研究表明，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在知识的价值取向、自身的权威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上存在多重两面性，知识控制背后也隐含着现实的利益诉求和大国霸权。将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与中国的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理论建设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1）中国应该辩证地看待来自“外面”的经济知识和政策建议，而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将经过实践检验和符合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特征的经验和做法提供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参考，为多元化的经济增长知识这一全球公共产品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知识体系中的发言权，促进中国及中国主导的金融机构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和国家战略的实现。（2）中国应该继续借鉴国外一切优秀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同时提高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必要的批判性反思，避免过于简单的教条化和全盘照抄照搬，还应该进一步强化基于中国实际的经济学理论自主创新能力，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提供适应性更强的理论支撑。

二、 历史背景、发展历程与推进机制

（一）“知识银行”战略的历史背景

世界银行推出“知识银行”战略的历史背景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第一，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动的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政策遭到了失败，各方对世界银行的经济研究能力和权威性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迫使世界银行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应对。第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知识的创造和服务能力对于金融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世界银行也试图借助“知识银行”战略来增强自身的综合竞争力。 1.“华盛顿共识”的失败。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经验，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等为核心的系列政策建议，并深刻影响了俄罗斯、东欧等转型地区的经济改革进程。但实际发展结果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此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政策还导致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贫富分化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引来了大量反对世界银行的声音，批评其由少数经济专家和高层人员“自上而下”地开出的经济“药方”没有考虑到各个地区的特殊性，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放之四海而皆准”视为理所当然。这实际上也是对世界银行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发展援助机构的经济理论研究能力、政策制定水平及其对各地经济发展特点了解程度的一种质疑，给世界银行的公信力、权威性造成较大的负面冲击。少数极端的声音甚至要求取缔世界银行（Plehwe，2007）。因此，通过“知识银行”战略，不断提高世界银行在经济发展知识方面的综合研究能力和运用水平，是一种灵活、必要的纠错行为。

2.“知识经济”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在经济学界的影响逐渐增强。“新增长理论”是将知识和人力资本放在经济增长的核心地位，主张通过“干中学”和知识外溢等来实现收益递增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借助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依靠知识的积累、创新和广泛应用，美国进入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科技进步快、经济效率高、资源全球配置的新经济时代。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都表明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已经跨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一个机构如果不具备获取和分享知识的能力，就会失去它的比较优势（Grant，1996）。世界银行正是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趋势，试图通过实施“知识银行”战略，不断增强经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能力，更好地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的知识需求，更大程度地优化金融产品的供给范围和结构，最终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据更加有利的竞争地位。

（二）“知识银行”战略的发展历程

实施至今，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推动起步期、短暂低潮期和快速发展期。

1996-2005年为推动起步期。世界银行首次提出“知识银行”的概念是在1996年的世界银行年会中。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詹姆斯·沃尔芬森在年会演讲中提出，要利用世界银行在跨部门、跨国经济发展知识的研究和推广方面的独特经验，借助信息技术革命所提供的有利条件，提高世界银行在世界范围内收集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信息和经验的能力，并与其顾客进行分享，最终使世界银行成为一个“知识银行”（knowledge bank）（James，1996）。1997年世界银行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了首届全球知识大会（Global Knowledge Conference），邀请了众多国家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学者，探讨如何将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果和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努力结合起来。1998年，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将该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1999）的主题定为“为了发展的知识”（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系统论述了知识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为世界银行打造“知识银行”战略做了系统的基础性理论铺垫（World Bank，1999）。

2005-2007年为短暂低潮期。2005年保罗·沃尔福威茨接任世界银行行长之后，“知识银行”战略在世界银行中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知识银行”战略的推进也被暂时搁置。但沃尔福威茨的任期较短，2007年他就从世界银行离职了。

2008年至今为快速发展期。罗伯特·佐利克接管世界银行之后又重新恢复了“知识银行”战略在世界银行议事日程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知识是发展有效性的关键，是成功的发展机制的驱动器”，并将知识创造作为世界银行机制改革的一个优先考虑（Enns,2014）。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世界各国对于可靠和值得信赖的经济发展知识的需求越发强烈，世界银行相对强大的经济研究能力和长期积累的经济知识储备，正好填补了这一需求。对于世界银行重新回归重视“知识银行”战略的轨道，多方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Enns，2014）。2009年，世界银行在展望其“知识银行”战略远景时，将知识视为21世纪的“核心的战略性资产”。与沃尔芬森任期的后期相比，世界银行投入在“知识银行”战略相关活动上的经费由占年度总预算的20%左右，上升到超过30% （World Bank，2010）。2012年金墉就任世界银行行长之后，“知识银行”战略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推进。为了成为全球最好的理念、知识和发展经验的来源，2014年世界银行创立了全球实践和跨部门解决方案。通过这些新措施，世界银行试图找到并提供基于国别需求的解决方案，实现全球最佳的专业知识与国别知识的结合，助力其全球领导力的打造（World Bank，2015）。

（三）“知识银行”战略的推进机制

从以往的实践来看，世界银行主要是通过组织机构建设、话语体系构建、知识成果发布、金融贷款支持和高层培训等五大机制来共同推进“知识银行”战略实施的。

1.组织机构建设方面。世界银行强化了专门负责经济学知识创造和应用服务的机构在内部组织架构中的地位，如副行长级别的发展经济学局（DEC）在世界银行机构内部起着十分重要的领导作用。同时，世界银行还设立了全球性的知识收集、生产与分享网络：全球发展学习网络（Global Development Learning Network）——主要提供视频会议和远程学习；全球发展网络（Global Development Network）——主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提高研究经济发展的能力；发展之门（ Development Gateway）——主要为经济发展和脱贫提供在线信息和咨询服务等。虽然这几个机构后来从世界银行体系中独立出来了，但仍然在资金等方面与世界银行保持着特殊的密切联系。上述组织机构的建设，为世界银行的经济学知识创造能力提升和“知识银行”战略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和载体支撑。

2.话语体系构建方面。一方面，世界银行创造了诸如“发展中国家陷阱”等被全球广泛使用的经济学“概念”，提出了“世界发展指标”等关于发展的数据与标准体系。这些经济学概念、数据和标准，无论是被有关国家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大规模引用或报道，还是引发了一些不同角度的争议，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世界银行在经济增长领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世界银行还与联合国有关机构（特别是经济和社会事务等部门）在促进“南南”知识合作、发展中国家能力开发等方面进行合作，推动知识转让和各国互相学习。借助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独特公信力和权威性，世界银行在构建经济学知识话语权上面的“软实力”无疑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3.知识成果发布方面。世界银行每年定期发布《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和《全球经济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等报告，这些报告既是知识创造的最终成果，也是知识分享和传播的具体途径，在各自领域内影响很大。与此同时，世界银行还定期召开大量的国际会议。比如，最早在美国华盛顿和欧洲举行，2003年以后也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度会议”(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新知识讨论的系列会议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上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者除了要熟悉世界银行创造的相关经济学知识外，还要争取被邀请参加世界银行举办的经济发展问题会议和在世界银行的相关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才能在国际发展经济学界获得正统性和可信性（Clair，2006）。

4.金融贷款支持方面。比如，2010年世界银行建立了一个创新机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小额贷款以扶持知识和经验交流项目。世界银行在确定对哪些知识项目进行资金支持时，必然带有自身的价值判断标准，也会将自身创造的知识通过这些交流项目进行传播。同时，不少发展中国家为了得到世界银行提供的所需资金，也会情愿或被迫接受这些经济学知识在国内的传播和推广。实际上，贷款资金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而知识反过来又可以用来验证世界银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贷款项目的合理性。贷款“硬实力”和知识“软实力”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关系。

5.高层培训活动方面。世界银行还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高级政府官员、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等进行经济发展知识的传授和研究能力的培训，这不但为世界银行提供了知识传播的渠道，从而提高了相关经济发展知识的国际关注度，而且还在更深层次上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中具有决策权和影响力群体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并通过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一步将相关经济知识更加持久地扩散到各国内部的其他社会群体。

综上所述，“知识银行”战略是世界银行为应对外部质疑和“知识经济”浪潮而提出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以来，虽有极为短暂的停滞期，但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快速发展的趋势。从推进机制上看，世界银行综合运用了组织机构、金融贷款和高层培训等有形途径以及话语体系构建和知识成果发布等无形途径。

三、 实质：为传播知识服务还是知识控制

（一）“知识银行”战略的多重两面性

总的来看，由于“知识银行”战略提供了经济发展所需的部分关于经济学知识的公共产品，但是其不少经济学知识却具有一定的价值倾向，因而该战略具有多重两面性。

一方面，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关于经济增长的知识实际上是一种公共产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教育资源缺乏、科研机构研究能力不强等多种原因，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关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系统性经济学知识，因此，需要一个权威的国际性机构来承担类似于一国中央政府的角色，提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属性的公共知识产品，以弥补全球经济学知识市场的失灵状况。从提供公共产品的角度来看，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世界银行拥有丰富的专家、数据、信息等研究资源，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机构，同时又具有长期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实践经验。借助“知识银行”战略，世界银行确实能够创造出不少具有较高质量水平的经济发展知识，并通过政策咨询、成果出版、交流培训等知识分享活动，使得发展中国家不但可以获取那些具有共性和普遍性的经济发展知识，从而节约很多不必要的重复性研究工作，而且可以对世界各地的发展经验和知识进行比较借鉴，利用全球的知识和实践以找到最好的解决本地问题之道，避免或少走一些弯路。

另一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银行在推进“知识银行”战略时生产和分享的是以某种特定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知识。一般而言，世界银行认可的知识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这些知识能够支持和维护世界银行的经济发展愿景，其中很重要的是自由化和私有化；二是这些知识是绝对普遍性的而不是有争议的或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的；三是这些知识的来源是非对称的，主要由发达国家提供，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生产这些知识的能力，只能被动地等待（Enns，2014）。通过对经济学知识的定义，世界银行将发展中国家和其他不同的声音排除在经济学知识生产的范围之外，以维护其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知识生产者的垄断地位，使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其手中。

在世界银行内部，有一整套“范式维护”（paradigm maintenance）机制，用以筛选世界银行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知识和反对其他不同思想来源的经济学知识（Wade，1996）。以负责“知识银行”战略的发展经济学局（DEC）为例，该局主要有6个途径来实现“范式维护”机制（Broad，2007）：其一，员工雇佣选择。虽然该局的员工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大多数从事经济发展研究工作的员工都是在美国或英国的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教育背景和学术训练过于单一，很容易受美国和英国经济思想的潜在影响。其二，职位晋升要求。为了获得好的职业发展前景，经济学家需要将研究成果转化成实际操作的项目。如果经济学家持有非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话，这些都很难实现。其三，对规则的选择性执行。研究人员需要在世界银行的内部期刊上发表论文，虽然相关期刊都声称需要外部评审，但是如果论文是对自由主义持反对态度的话，就会不断地被要求重新修改，直到作者放弃出版的机会。其四，忽略不和谐的声音，对一些外部的批评声音视而不见。比如，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外部就对世界银行基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推出的一些项目所带来的经济、生态和社会发展等负面效果给予了大量的批评和异议，但世界银行对此不为所动，仍然固执地维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其五，选择性地展示数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只展示那些能够证明其观点的数据，而有意地忽略那些与其结论相违背的数据。其六，其他部门的协助。世界银行的对外事务部（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拥有资金和媒体联络等资源，可以将支持世界银行观点的专家向全世界进行推介。

因此，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存在着三重两面性：第一重两面性体现在其经济学知识本身的两面性上。它确实给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比较稀缺的、具有某种公共产品属性的发展知识，但同时它所供给的不少知识产品却打上了少数西方发达国家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烙印，经济发展知识的客观性受到了很大的削弱。第二重两面性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两面性上。它对于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有很多积极意义，但也因过度推崇新自由主义而给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生态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少负面作用。第三重两面性体现在对于世界银行自身影响的两面性上。该战略无疑让世界银行拥有了强大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分享能力，因而也具有一般金融机构所没有的独特比较优势和巨大综合竞争力，但其运行过程中的价值倾向性和知识来源的单一性，也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世界银行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公信力。

（二）知识控制的背后

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为什么要通过“范式维护”机制成为经济发展知识的控制者？其原因可以归结到世界银行自身和其最大控股股东美国的身上。

首先，从世界银行的角度来看，控制特定的经济发展知识，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利益。以1993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报告为例，世界银行与日本方面在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经验总结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日本方面认为东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主要是因为政府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引导角色；但世界银行坚决反对日本方面的思想，强调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在东亚经济奇迹中发挥更关键的作用。世界银行之所以反对日本的观点，主要出于如下几个自身利益的考虑：一是当时日本通过政府贷款已经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资金供应方，如果世界银行承认日本的思想，会使得该地区对日本的政府贷款需求变大，而世界银行贷款的吸引力则会相对下降；二是日本更加强调政府作为资金的接收国，这违背了当时世界银行强调的金融自由化的主张；三是如果接受与世界银行观点不一致的日本方面的思想，那么世界银行的声誉会受到很大影响，并使其难以继续从国际金融市场以较低的利率融资。经过双方的多次博弈之后，最终的报告对两种观点进行了调和，既从总体上认可世界银行主张的市场作用，也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日本主张的政府作用（Wade，1996）。

其次，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其对世界银行的经济发展知识进行干预，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通过世界银行传播新自由主义发展政策，有利于美国的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其主导的国际机构进入各个发展中国家扩张势力，有利于实现美国推动世界民主化的国际战略，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是美国经济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世界银行最大的资金供应国，美国国会和财政部对世界银行的行长保持很强的控制力，世界银行总部也坐落在美国，因此美国可以通过多种机制对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进行干预（Gwin，1997）。20世纪90年代末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被迫辞职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当时，斯蒂格利茨在公开场合多次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埃塞俄比亚的政策，而该政策是美国财政部大力支持的；另外，斯蒂格利茨还反对美国财政部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国际投资自由化等弱化政府作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观点。因此，美国财政部高层要求时任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解除斯蒂格利茨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职务，并威胁如果不这样做，沃尔芬森将难以获得第二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命（Wade，2002）。最终，沃尔芬森不得不迫使斯蒂格利茨辞去了首席经济学家的职务。

综上所述，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在知识属性、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和对自身的影响上都具有两面性，造成这种多重两面性的直接原因是其知识的价值倾向性，而根本原因则是世界银行的自身利益和美国政治经济霸权下的国家利益诉求。

四、 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反思

（一）“知识银行”战略的直接启示

1.中国要辩证地看待被普遍认可的“权威”国际机构所提供的“知识”。从“知识银行”战略中不难看出，来自于国际机构的经济学理论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利益、大国国际战略等因素也往往包含在理论的建构之中。而且，经济学知识的传播也不是完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实现的，西方大国也经常通过对国际机构的霸权干预来宣扬其认同的经济学理论，而压制其不认可的经济学理论。就像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所说的那样：“经济观念在公共事务的决定上所发生的主要作用，可以解释一些政府、政党和压力团体为什么一心一意地要限制经济思想的自由。他们是要宣传‘好的’学说，同时不让‘坏的’学说声张。”^①因此，中国不能过于轻信所谓“权威”国际机构的那些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实际上，就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不认可过度依赖某些特定来源的经济思想，他说道：“对于丰富我们的知识来说，与依赖几个特定的机构相比，自由竞争市场是一条更加安全的途径。”^②

①引自［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②引自［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815页。

2.中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全球发展网络等全球性知识供给机构中的话语权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如前文所述，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提供经济学知识公共产品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借此极大提高了自身的话语权和综合竞争力。就中国而言，中国在提供全球经济发展知识上的贡献和影响力，与中国过去30多年来对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贫困削减上的巨大贡献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经济地位严重脱节。中国应该加强在这些国际性经济学知识供给机构中的人员数量和层次，并对一些具有全球重大影响力和前沿性的经济发展研究项目提供更多的研究资助，以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知识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并向世界提供经济发展的中国视角、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这也有助于改变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知识市场由西方国家垄断的局面，从而丰富经济发展知识产品的多元化供给水平，通过知识市场中的充分竞争，找到最优的关于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且，加强在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还有助于宣传中国的经济发展理念。正如米塞斯所说的：“最好的学说，如果得不到舆论的支持，也就无用、也就行不通……舆论的权威不仅是决定经济学在思想和知识的复合体所占的独特角色，它也决定人类史的全部过程。”^①

①引自［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800-801页。

3.中国的金融机构以及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也要继续提升自身经济发展知识产品的服务能力。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在解决方案提供、政策咨询、经济研究分析等经济发展知识的创造和服务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以及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金融机构相比，在知识供给的服务水平上还有一定差距。在知识创新需求日益强烈的“知识经济”时代，增强知识产品的服务种类和服务水平，既是中国以及中国主导的金融机构自身业务能力提档升级的内在要求，也是进一步提高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竞争能力的必然举措。另外，通过中国及中国主导的金融机构提升自身经济发展知识的服务能力，可以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知识交流。在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大趋势下，加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技术援助、规划制定和解决方案，通过研究技能培训、信息分享等途径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研究能力，还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家“软实力”和在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影响力，增进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促进“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实施。

（二）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反思 从经济学理论反思的方面来看，“知识银行”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世界银行生产的有关理论和政策的知识，但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来自于国外的经济学理论往往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和权力干预，这对于正确理解和更好地克服我国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几度出现的“苏联范式”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盲目崇拜现象，保持对国外主流经济学理论必要的审慎态度和适当的反思能力，具有十分明显的启示。同时，既然不能照抄照搬来自于国外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那么中国就应该加强自身的经济学理论创新能力，逐渐改变长期依附西方经济理论的尴尬境地，不断提高在经济学理论上的国际话语权，为中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崛起提供更多符合国情的理论支撑。

首先，应该对来自国外的经济学理论保持必要的审慎态度，提高经济学理论的反思能力。米塞斯说过：“在人类知识方面，没有‘完全’这样的东西。在人类其他的任何成就方面，也没有什么可叫做完全的。人不是全知的。即令那似乎可以完全满足我们求知欲的最精致的理论，也会有一天要修改或被一个新的理论替代。”^②因此，对于任何一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看到其理论解释力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有一段时间过于迷信苏联的计划经济理论，丧失了必要的经济理论反思能力，使得中国的经济实践走过了一段崎岖艰难的道路，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与之相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清醒地对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持审慎的反思态度，不生搬硬套某些理论教条，才没有像苏东、拉美等地区那样走上激进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之路，而是基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特点，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渐近式改革”发展之路，取得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②引自［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其次，应该加强中国在经济学理论上的自主创新能力。理论创新无论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还是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德国、美国等世界大国的经济崛起历史也可以证明这点。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英国是世界经济的霸主，当时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但是德国、美国都坚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走本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之路。从德国来看，“德国历史学派不仅是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优秀代表，而且，它也是致力于国家崛起的国民经济学的重要先驱”，^①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等理论，强调了一国特有因素对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的巨大影响，并提出了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从美国来看，美国经济学家当时也认识到古典经济学不符合美国经济崛起的需要，于是他们结合美国实际对来自国外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美国化”的改造，最终实现了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比如，凡勃伦创立了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流派，克拉克也完成了始于欧洲的边际革命（张林，2011）。在经济政策上，美国也没有听从英国自由放任的信条，而是自主地实行符合本国发展阶段特征的贸易保护主义、制造业幼稚产业扶持等政策，实现了美国经济的崛起和对英国的赶超。因此，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由于中国在政治经济体制、人口规模、社会传统、国际环境、主要经济矛盾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存在很大的不同，不可能完全借用其他国家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理应批判性地总结国内外的经济学思想成果，并基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经验和历史文化底蕴，提炼出能够解决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理论，实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崛起实践的相互促进。

①引自贾根良，黄阳华：《德国历史学派再认识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综上所述，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对于中国的经济实践和理论反思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恩格斯曾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②在中国经济崛起和经济学理论崛起的伟大征程中，这种反思性的思维意识和能力更显重要。

②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7页。

五、 结论与展望

本文主要从经济史的分析视角，尝试性地对世界银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推动的“知识银行”战略及其启示进行了论述和探讨。通过对“知识银行”战略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推动机制以及实质的研究可以发现，20年来该战略总体上保持在快速发展的通道上，而且该战略在经济学知识的客观性、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效性以及对于世界银行自身的影响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两面性。之所以会出现看似矛盾的多重两面性，根本原因在于世界银行自身的利益诉求及其背后的最大股东美国的利益诉求和霸权干预。

从“知识银行”战略中还可以得出对于中国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理论反思的启示。在实践方面，中国应该对传统上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客观权威的国际机构所提供的经济学知识的价值倾向性有所认知，不可盲信与盲从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同时，中国应该利用30多年经济改革发展取得的成功经验，增强在全球性的知识生产机构中的影响力，提高经济学知识供给的多元化水平和中国话语权。另外，中国主导的国际性金融机构也应顺应“知识经济”的历史潮流，全面强化经济学知识产品的服务能力，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市场上机构之间日益激烈的“立体化”竞争，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并为加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交流、夯实“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国际合作基础做出更大贡献。在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反思方面，中国作为经济学理论的“净进口国”，应该对来自国外的经济学理论保持适当的审慎态度，加强对国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反思；与此同时，中国还应该借鉴德国、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崛起经验，不断提高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共同崛起。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全面梳理了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为我们认识该战略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图景；（2）为中国的文化（或知识）输出以及经济学反思与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借鉴。当然，本文对“知识银行”战略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1）经济学知识在供给和需求上的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不健全，因此可以从“知识银行”战略的视角对国际机构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上的价值与局限等方面展开分析；反过来，也可以研究如何通过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来克服目前国际机构在知识供给上的多重两面性和霸权干预等问题。（2）除了世界银行之外，联合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政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亚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组织以及德国与日本等国家的金融机构都试图提供经济知识产品与服务，因而可以就它们之间的共同点、特殊性等进行比较分析。（3）如何将中国的实践经验与文化理念配合“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也有待进一步考察。